在評介楊双子的「歷史百合小說」時，以如此陽剛的伍佰來開場，似乎是有點奇怪的事情。但楊双子的小說確實讓我想起伍佰，這兩者都是「重新發明歷史傳統」，一種接上被截斷的歷史之芽的努力。只是楊双子要接回來的，是日治時期曾經有過的「少女小說」的傳統。

所謂《智子之心》的「媚日」內容，對台灣觀眾而言，只不過是很平實地呈現日治時期「看護婦」的史實，不解中國人何以如此失控。兩造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人對台灣歷史的不理解。

歸根究柢，部分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

相較之下，《山羊獰笑的剎那》的人文氣質並沒有《13.67》那麼重，光譜上屬於更輕盈、更娛樂性的一端。小說以大一新鮮人的開學日起，大多數情節都發生在這一篇的一棟大學宿舍裡，結構非常明確而集中。

若要成其風格，或許我們該期待小說家更大膽一點，要歪斜就歪斜到底吧。僅僅像現在這樣略微地歪斜，是很難形成真正顯著的風格的。好小說的途徑本就不只一種，只要有足夠強的震撼或新意，讀者是能夠接受以醜為美、以粗糲取代工整的現代主義邏輯的。如果風格真能成形，前述的結構問題或許也就不成問題了；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形式與內容兩端，顯然都還談不上誰掩護誰、何處亮點能夠逆轉何處缺點的問題吧。

因此，我更傾向將「透明」這種信念，理解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問卷」是小說家在自身經驗的有限性裡，突破限制的努力；小說則是小說家動員其所能動員的媒介，全力抗擊現實困境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寫實主義小說如《工廠人》的美學，可能不完全來自小說的「文本」本身，而更來自寫小說的這整個「行動」上。那樣樸拙的、天真的、熱切的心意，也是一種文學的風景。

如果說傳統的反烏托小說描述的是「蛋殼再密也有縫」，《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經碎成一碗蛋花湯了。故事中的每一項技術看起來都鋪天蓋地，一旦在中國社會實作就左支右絀。

然而為何要反覆為特定「經典」進行心肺復甦，而不是讓它安心上路？哪些經典值得人工呼吸，誰來決定的，此中的政治過程又是什麼？這在泛中文系的抒情傳統裡當然更難有普遍的批判和反思，少數清醒的年輕學者也難以扭轉結構。

有的人，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寫小說。
比如李奕樵。

我不喜歡那些拿「無以名狀」當擋箭牌的散文，那些以自己無能或不願將話說清楚的為傲的散文。我偏狹地覺得：以有形追無形，以物質性的文字固定精神性的概念，這是文學創作者的工作，無以名狀的仿效者們只是拿它當做怠惰的藉口。

盛浩偉的《名為我之物》就完全是一本「可以名狀」之書。

總之，此刻回看在2016年確定停刊的《短篇小說》，竟爾像是台灣文學小說發表板塊的一處最後的堡壘了。當初創刊之時，大家也是對它刺激創作、活絡台灣小說環境寄予厚望的。但堡壘終究不敵沙漠化的風暴，風化在強大的逆風當中了。這畢竟不是一次漂亮的企劃就可以逆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