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為何要反覆為特定「經典」進行心肺復甦，而不是讓它安心上路？哪些經典值得人工呼吸，誰來決定的，此中的政治過程又是什麼？這在泛中文系的抒情傳統裡當然更難有普遍的批判和反思，少數清醒的年輕學者也難以扭轉結構。

有的人，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寫小說。
比如李奕樵。

我不喜歡那些拿「無以名狀」當擋箭牌的散文，那些以自己無能或不願將話說清楚的為傲的散文。我偏狹地覺得：以有形追無形，以物質性的文字固定精神性的概念，這是文學創作者的工作，無以名狀的仿效者們只是拿它當做怠惰的藉口。

盛浩偉的《名為我之物》就完全是一本「可以名狀」之書。

總之，此刻回看在2016年確定停刊的《短篇小說》，竟爾像是台灣文學小說發表板塊的一處最後的堡壘了。當初創刊之時，大家也是對它刺激創作、活絡台灣小說環境寄予厚望的。但堡壘終究不敵沙漠化的風暴，風化在強大的逆風當中了。這畢竟不是一次漂亮的企劃就可以逆轉的局面。

於是，文學獎就成為一種「骯髒的榮耀」。所有的寫作者都知道，從亂軍之中殺出血路得獎，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大部份的人也期待能夠爭取到這樣的榮譽；但同時，一名寫作者卻又必須適度撇清，顯示自己和文學獎保持距離，並沒有墜入文學獎所提供的世俗名利當中。

沒有什麼比讀者信任更珍貴的了。台灣文學並不是沒有好作家、好編輯，也並不是沒有市場（兩千萬的人口，放在全世界來比並不算少），但缺的正是信任。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在讀者買下來、開始閱讀以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買到了什麼——，文學的產業是徹頭徹尾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在夢想燎原大火之前，至少得先學會護住每一株初燃的火苗啊。

但《剪翼史》的出版，距離1976年震驚文壇的《家變》已四十年了。令人尷尬的是，經過漫長時光的洗刷，現今的社會與文學脈絡已與當年全然不同。如今讀來，《家變》仍然詰屈聱牙，但那種文字營為不會有什麼震懾效果了——在網路時代，古怪的文字我們都見得很多。

禁錮楊逵的歷史冰山早已融去多年，但台灣島上的歷史氣候，卻還稱不上春暖花開。古墓老人遠去，曾經陪伴過他的「孤女」，此刻有了氣力，準備要扶起棄置已久的鋤頭，要使得此間重新開滿歷史之花吧。

整體而言，《守護她直到終結世界》，是一部思路很「順」的小說。閱讀起來沒有太多負擔，因為幾乎都是順著最尋常的刻板印象走，這同時也就讓這部小說欠缺了一些亮點。

高中開始寫作以來，我常常有「名詞定義」的困惑。作家們、文青們、報刊雜誌上的文章，都會提到很多文學上的專有名詞，但我始終搞不清楚那些詞的意思。上網去查，只會看到解釋條目裡出現更多不懂的名詞；跑去問人，大家講了半天，我還是聽不太懂。久了，就有點擔心是自己太笨，不敢再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