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暗面，襯在事物底下的影子，或許將是使我們的小說閱讀，重新立體起來的關鍵。

那終究是無可描述，無可救贖的吧——賀殷殷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略知法語的朋友沒有錯譯的話，應該是：「我丟下你們了。」

唯有這樣的我們，才能把「武俠」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把「小說」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因為我們，是一個從小什麼動畫都看，什麼夢想都敢做，什麼詭異的解決方案都敢去闖的世代。

我們能把「世界」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三十三年夢》的寫法，會令人直覺地想到《擊壤歌》（而非同題的《古都》）。那樣輒起輒止，不著意佈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輕靈，使讀者喜愛的是人格特質而非技術。但心眼已無少時柔軟，怨念更勝當年的作家，恐怕已難在這方面討得了好。

受過長期文學獎規訓、以及內化了各種台灣文學場域規範的我輩文青，大概都得練出一身「藏」的好本事。文章忌直白、意念忌淺近，已是台灣純文學寫作者和讀者之間樂此不疲的語言遊戲，或至少也是默契。

在「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前提下，國文和國語攜手合作，形成了新的文化階序和分工模式。一種新的論述產生了，這正是我們在近年「文言、白話之爭」常聽到的論述：「文言文是語文能力的基礎，好的文言文訓練能夠增進白話文寫作的能力。」此一「階序」或說「分工」的概念，在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國語運動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我們到底該如何分辨「抄襲」跟「致敬」？

首先，這兩個概念的共通點就是：某一篇後出的文章，和某一篇已發表的文章有著很相似的外型。因此，光是從「長得很像」這個特徵，是無法分辨兩者之間的差別的，這也是別有用心的抄襲者之所以能打爛仗的原因。抄襲和致敬最大的差別，其實在於「把原創的貢獻歸屬給誰」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

畢竟作者宏大的寫作計畫和特殊的視角，絕對有機會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如果作者不僅以「紀錄」為滿足，而希望真的抵達「創作」之境的話。

而吳明益的用心之處，在於這趟「尋找單車之旅」中，敘事者所遭遇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織進了緬北森林的那場戰爭中。由於尋找單車，所以引出銀輪部隊；由於銀輪部隊，引出了參戰過的外省老兵和被徵召的原住民軍伕。讀者閱讀過程中會發現原本互不相干的故事線，漸漸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聯繫起來。

於是，在台灣就有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嚴重對立，前者認為，後者的作品缺乏深度，而它們的暢銷會降低讀者的閱讀水平，更進一步造成純文學市場的崩壞。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