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念台文所最後一年，開始埋首寫論文的某一天，我爸爸開車接送我。在駕駛座上，他用一種深思熟慮之後還是忍不住的語氣問我：「所以你們唸文學的，寫那些論文和評論，是為了什麼呢？」

筆者認為，「清淡」這個形容詞應是來自「三個減法」：情節上減低戲劇性、敘事上減低形式感、文字上減去不必要的修飾。依此定義，其中一條線索也許可以拉到日治時期張文環的自然主義，然後沿著戰後的鄭清文以下，乃至於1990年代的袁哲生。

除了外型和特徵，「作家」通常也被賦予某些特質，好像唯有那樣的人類才能學會如何組織文字。比如他一定是孤高、不合群的（而不是交遊廣闊的）；他一定帶有某種憂鬱氣質（而不是開朗樂觀）；一個好作家充滿靈思，彷彿一道神祕主義的湧泉（而不是「訓練有素」的）；作家不慕榮利（而不是尋常職業）；作家寫文章時總是一出手就渾然天成，才氣橫溢（而不是費心經營、反覆打磨技術）。除了外型和特徵，「作家」通常也被賦予某些特質，好

《向光植物》總是再三重複「受傷>療癒」的情節，並且透過敘事者的陳述和實踐，不斷重提「所有的傷口終會痊癒」的說法，不見得是全然寫實的。那是小說家一再合十祝禱的手勢，「你要好好的」。

文學是否應與政治緊密結合，其實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關乎時代風氣和作家的個人選擇。過去一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世代的文學對這個議題都有不同的態度，兩者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變動。

那是帶在血裡面的罪。這樣的精神刻痕，閃現在小說當中的，就是小說角色時常出現的「無理由的罪咎」。你有罪，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是因為你生而為你；或者說，錯誤早在你不經意的時候就種下了⋯⋯

家族的暗面，襯在事物底下的影子，或許將是使我們的小說閱讀，重新立體起來的關鍵。

那終究是無可描述，無可救贖的吧——賀殷殷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略知法語的朋友沒有錯譯的話，應該是：「我丟下你們了。」

唯有這樣的我們，才能把「武俠」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把「小說」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因為我們，是一個從小什麼動畫都看，什麼夢想都敢做，什麼詭異的解決方案都敢去闖的世代。

我們能把「世界」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三十三年夢》的寫法，會令人直覺地想到《擊壤歌》（而非同題的《古都》）。那樣輒起輒止，不著意佈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輕靈，使讀者喜愛的是人格特質而非技術。但心眼已無少時柔軟，怨念更勝當年的作家，恐怕已難在這方面討得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