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發現，楊逵建立了一組泛用性很高的框架，只要把「日本」抽換成「中國 / 國民黨」，一切都會非常順暢。這組框架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展現了多麽精妙的文學深度，而是它竟然能夠騙過層層意識形態審查，在黨國出版物的核心爆破黨國。

然而，魯迅的這份絕望，這份「非戰鬥精神」，是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體系仍無法理解的一個區塊。在他們的心目中，政治只有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兩種；反對政府只有叛亂者和改革者兩種。但是更複雜、更基本的「人」的掙扎和執著，是沒辦法找到地方安置的。如何去理解一個既絕望又勇猛的鬥士？或者反過來，如何去理解一個既懦弱又強韌的普通人？

我不會篤定地說，信裡面的那個鍾理和才是真的。《笠山農場》的優美是真的，〈我的書齋〉的抖音是真的，1958年那封信中的絕望也是真的。全部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所有的作家，必先是一個完整的人。

可以喊停了嗎？說來弔詭，在2011年，我和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被視為小說寫作者「七年級」建構的主要節點以來，我一直想問：可以喊停了嗎？我還真怕我們留給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是一個還需要集結為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該不會還要湊一組十二年國教吧。我多希望所有壓力及於我們為止，文學圈內排資論輩、向下歧視的風氣能夠終結。

如果你和另外一人爭論文學上的問題，發現對方好像比較厲害、說的東西比你好，你又不想認輸的時候，要怎麼辦呢？很簡單，請把下面這句話背起來：

「文學是很主觀的。」

而再更後退一步說，小說結尾的跨國族底層結盟方案（妖怪加神明、底層日本人加台灣人），雖然在史實上確實有所本（比如臺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就對台灣文人有非常多的照顧），但我覺得將之視為小說家的政治提案，引伸至當代，也是很有啟發的。

作為不在馬的馬華文學作家，又與中國、台灣的文學傳統保持某種犄角相抵的態勢，那是一個寂寞的位置。魚可以在文學史的大河裡面任意游動，但牠不是船，並不必然有港口可靠的。

「詩壇祭酒余光中」，這個組合在國文課本和考卷中是正確答案，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調查五十歲以下的詩人、或有在寫詩、讀詩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認同這個稱號，可能會得到非常尷尬的結果。課本故意不告訴你的八卦是，余光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祭酒」，至少在最近三十年來早就不是了。

為什麼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會這麼困難？原因在於，文學的文本不是只想要傳達一套明確的資訊而已，它是一套刻意模糊、迂迴、複雜的語言系統。

這其實回到散文這個文體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散文在形式和內容上，就像是作家在和讀者「聊天」，談一些生命、感悟或生活的話，那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讀者要聽你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