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過長期文學獎規訓、以及內化了各種台灣文學場域規範的我輩文青，大概都得練出一身「藏」的好本事。文章忌直白、意念忌淺近，已是台灣純文學寫作者和讀者之間樂此不疲的語言遊戲，或至少也是默契。

在「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前提下，國文和國語攜手合作，形成了新的文化階序和分工模式。一種新的論述產生了，這正是我們在近年「文言、白話之爭」常聽到的論述：「文言文是語文能力的基礎，好的文言文訓練能夠增進白話文寫作的能力。」此一「階序」或說「分工」的概念，在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國語運動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我們到底該如何分辨「抄襲」跟「致敬」？

首先，這兩個概念的共通點就是：某一篇後出的文章，和某一篇已發表的文章有著很相似的外型。因此，光是從「長得很像」這個特徵，是無法分辨兩者之間的差別的，這也是別有用心的抄襲者之所以能打爛仗的原因。抄襲和致敬最大的差別，其實在於「把原創的貢獻歸屬給誰」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

畢竟作者宏大的寫作計畫和特殊的視角，絕對有機會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如果作者不僅以「紀錄」為滿足，而希望真的抵達「創作」之境的話。

而吳明益的用心之處，在於這趟「尋找單車之旅」中，敘事者所遭遇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織進了緬北森林的那場戰爭中。由於尋找單車，所以引出銀輪部隊；由於銀輪部隊，引出了參戰過的外省老兵和被徵召的原住民軍伕。讀者閱讀過程中會發現原本互不相干的故事線，漸漸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聯繫起來。

於是，在台灣就有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嚴重對立，前者認為，後者的作品缺乏深度，而它們的暢銷會降低讀者的閱讀水平，更進一步造成純文學市場的崩壞。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你會發現，楊逵建立了一組泛用性很高的框架，只要把「日本」抽換成「中國 / 國民黨」，一切都會非常順暢。這組框架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展現了多麽精妙的文學深度，而是它竟然能夠騙過層層意識形態審查，在黨國出版物的核心爆破黨國。

然而，魯迅的這份絕望，這份「非戰鬥精神」，是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體系仍無法理解的一個區塊。在他們的心目中，政治只有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兩種；反對政府只有叛亂者和改革者兩種。但是更複雜、更基本的「人」的掙扎和執著，是沒辦法找到地方安置的。如何去理解一個既絕望又勇猛的鬥士？或者反過來，如何去理解一個既懦弱又強韌的普通人？

我不會篤定地說，信裡面的那個鍾理和才是真的。《笠山農場》的優美是真的，〈我的書齋〉的抖音是真的，1958年那封信中的絕望也是真的。全部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所有的作家，必先是一個完整的人。

可以喊停了嗎？說來弔詭，在2011年，我和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被視為小說寫作者「七年級」建構的主要節點以來，我一直想問：可以喊停了嗎？我還真怕我們留給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是一個還需要集結為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該不會還要湊一組十二年國教吧。我多希望所有壓力及於我們為止，文學圈內排資論輩、向下歧視的風氣能夠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