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希望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夠經典化，更應該相信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力量，不應為了使之「更偉大」而勉強用薄弱的證據連結宏大的詮釋；這樣的誤讀，應該不是表達對一位作家的尊敬最好的方式，容易將作品本身工具化、從屬化，也會在方法上抹平了這位作家真正的特殊之處。

有趣的是，雖然《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立場如此，但正是在這種列舉其他、淡化二二八的寫法當中，我們發現作者其實也沒有那麼「後現代」，小說的整體意圖還是環繞著（去）二二八為中心開展，只是此中心是凹陷的，彷如「陰刻」，小說的意義也必須在大眾對本土歷史傷痛予以注意的前提寫才能完足——沒有這種結構，它就無構可解了。作家不肯說他在意什麼，但我們至少很清楚看到他希望表現出他不在意什麼。

原地踏步。拒止時間。無論就好的方面或不好的方面來說，或許都是理解《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的兩個關鍵詞。

「中間狀態」是什麼呢？它不是介於兩者之間，不是「不高不低」、「不上不下」這種「不…不…」句型的另一種較中性的說法；恰恰相反，它倒更像是一種「既高且低」、「又上又下」式的、同時涵蓋了兩種極端，最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狀態。

以下我簡單整理三種最常見的抄襲模式，並分別舉例。這三種抄襲深淺有別，嚴格說起來，在倫理上的意義也不一樣，不過至少都是會引起文學讀者嘩然的做法。我的用意不在指責已經抄襲的人——我寧可相信，有些人真的不知道這就叫做抄襲，我們只要讓更多人知道這樣是行不通的，或許就能減少這類事情的發生。

「難讀」跟「難」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狀態。這本書一點也不難，因為它從不相信讀者自身有理解小說情境的可能性，所以不斷地注釋，力圖說明一切。而就在這樣的史料總匯的書寫方式下，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文學性的秘密、或敘事上的複雜度可以「難」到哪裡去。除非作家期待所有讀者都有一定程度的考據狂，願意去挑戰每一則引述的真偽，但這樣的「難」是真的離題太遠了。

對我來說，這種「我明白，因為我也是這樣這樣想⋯⋯」的感覺，比什麼都具體地證明了「七年級」世代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