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會這麼困難？原因在於，文學的文本不是只想要傳達一套明確的資訊而已，它是一套刻意模糊、迂迴、複雜的語言系統。

這其實回到散文這個文體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散文在形式和內容上，就像是作家在和讀者「聊天」，談一些生命、感悟或生活的話，那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讀者要聽你說話？

也因為這個脈絡，所以「國語」對二十世紀中葉的台灣人來說，基本上跟外文沒什麼兩樣。因此整個國語文教學的制度設計，看起來就很像是在教外國人講話，而「國語文競賽」這樣詭異的比賽也就從1946年一直延續到現在。你稍微想一下國語文競賽的內容，就會發現，大概很少有哪個國家會把這些東西當作比賽項目去訓練本國人民吧？

當我們面對一件作品，覺得「它實在很讚」或「它實在很爛」的時候，很可能只是出於自己主觀的直覺。這種念頭無需論證，對自己的感覺誠實就好。但是，如果你開始和其他讀者討論，發現你覺得讚他覺得爛，該怎麼辦呢？我們怎麼知道誰的評價比較正確？

讓我們想像一下，這故事裡面的十多位家長，如果走進書店裡，不小心拿起了《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當他們讀到這些善良寬厚的體諒的時候，究竟是會從此知錯，變得同樣善良寬厚，還是繼續強化他們的信念呢？

會不會反而就是：「是啊，我是有苦衷的，孩子，你要忍下去。」

這或者會是作者和讀者要一起面對的考驗吧。

你究竟可以多善良？

如果我們希望學生寫出好的「作文」，那就是要求他們去學習一套根本不曾系統化、也不曾具體現身的文體。那是沒有本體的影子，沒有光線的鏡像。

那麼，《好球帶》所寫出來的棒球主題／問題是什麼？我認為可以簡單歸結為一種「與傷共存」的概念。這裡的「傷」，泛指任何限於結構、限於個人才份而無法解決的負面狀態，作者對之反覆描寫，所呈現的是一種充滿無力感的氛圍。

郭松棻的〈月印〉和陳映真的〈山路〉這兩篇小說有許多可比之處，不僅僅在兩位女主角姓名上的相似而已。它們發表時間相近，都在一九八O年代；它們同樣描述了左翼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掃蕩挫敗的故事；它們都環繞著「倖存的少女」展開故事⋯⋯

而對於一個擁有多年大學教職的作家，所寫的這本《創作課》，筆者更難置信的是在基本的思辨、研究方法上的粗糙。

如果我們希望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夠經典化，更應該相信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力量，不應為了使之「更偉大」而勉強用薄弱的證據連結宏大的詮釋；這樣的誤讀，應該不是表達對一位作家的尊敬最好的方式，容易將作品本身工具化、從屬化，也會在方法上抹平了這位作家真正的特殊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