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樹，而文學的開枝散葉，並不一定只在文壇的最中心發生。關鍵是，植樹者是否日日養護、日日汲取，每一秒都讓自己的心保持活躍？如此一來，就算所有名詞都佚散了，文學還是會生氣蓬勃地活在那裡吧：在山泉水際，在所有故事開始的地方。

從1992年的邱貴芬與廖朝陽開始，一路發展到1996年的這一系列論戰，雖然提出的理論多半艱澀到難以被文壇中人普遍理解，但他們這些理論的「通俗版」，卻在反覆辯論之後，成為學院與文壇面對「台灣文學」這個領域的預設值，影響不可謂之不深遠。

如果你一路讀來，覺得「台灣意識」這樣的詞非常陳腐，沒有必要一直強調，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我想多嘴提醒的是：正是因為有人先起了頭，將伏流接引到地表，並且有無數的人前仆後繼接力覆述，一個禁忌難言的概念才有機會變得「陳腐」，才能讓人習慣到不知道為何要強調。這種「陳腐」，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成就。

沒錯，就是這一次論戰打開了潘朵拉之盒。它把腐朽的威權體制撞出裂痕，它讓本來被壓抑的思想逸流出來，給了人們一個持守信念的理由。如果沒有鄉土文學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恐怕很難如此風起雲湧。這一次，真的是文學走在社會前面了。

其中，已經在詩壇根深蒂固、有了自身美學傳統的現代詩，一時之間還沒能全面「回歸現實」。看在其他知識份子的眼中，詩壇如此「不接地氣」，還在那裡把玩意象、探索內心，簡直是「雅不可耐」到了極點。於是，來自詩壇以外卻又對新詩有熱情、有期待的知識份子，就在1972年開始砲轟新詩陣地了：那便是台灣文學史上著名的「關唐事件」。

不是說好了新詩不要艱澀，崇尚自然平淡嗎？洛夫這樣的詩，比「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類的古典詩還要艱澀得多，這顯然跟前面的說法矛盾。更矛盾的是，這兩首詩還都是名詩人的名作，也就是說，新詩的專家們認為兩種詩風都很好——所以新詩到底想怎樣？是寫得簡單易懂，還是寫得詰屈聱牙？

許俐葳向來擅長的，就是抓到這種「不屬於任一極端」的精微刻度。《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可以說是她的技藝與思索的熟成之作。開個我想她應該不至於會介意的玩笑，我總覺得如下公式是可以成立的：「許俐葳 = 神小風 + 郭強生 + 張亦絢。」

而這兩大主軸，就像兩道一直沒有癒合就被覆蓋的傷口，將不斷在未來數十年裡反覆發炎，在好幾次論戰裡隱隱作痛。「《橋》副刊論戰」的這批文章，與作家們一起被白色恐怖長期冰封。因此，他們討論出來的所有成果，並沒能影響後世的作家。但是，他們的影響，卻以一種「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著：正是因為他們的文學成果沒有被繼承，所以這些問題一直無法好好處理，而在戒嚴時期的文壇裡揮之不去。

這當然是一種鄉土文學式的浪漫了。回到土地，就能解決溫飽與尊嚴的問題嗎？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從文明的起點來到今日，或許有很多事情已經回不去了。

透過林兵長的處境，〈獵女犯〉通篇都在自我拷問：是嗎？我們真的沒有責任嗎？就算這不是一場自願的戰爭，消極配合的人，真的可以說一切都與我無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