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已經在詩壇根深蒂固、有了自身美學傳統的現代詩，一時之間還沒能全面「回歸現實」。看在其他知識份子的眼中，詩壇如此「不接地氣」，還在那裡把玩意象、探索內心，簡直是「雅不可耐」到了極點。於是，來自詩壇以外卻又對新詩有熱情、有期待的知識份子，就在1972年開始砲轟新詩陣地了：那便是台灣文學史上著名的「關唐事件」。

不是說好了新詩不要艱澀，崇尚自然平淡嗎？洛夫這樣的詩，比「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類的古典詩還要艱澀得多，這顯然跟前面的說法矛盾。更矛盾的是，這兩首詩還都是名詩人的名作，也就是說，新詩的專家們認為兩種詩風都很好——所以新詩到底想怎樣？是寫得簡單易懂，還是寫得詰屈聱牙？

許俐葳向來擅長的，就是抓到這種「不屬於任一極端」的精微刻度。《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可以說是她的技藝與思索的熟成之作。開個我想她應該不至於會介意的玩笑，我總覺得如下公式是可以成立的：「許俐葳 = 神小風 + 郭強生 + 張亦絢。」

而這兩大主軸，就像兩道一直沒有癒合就被覆蓋的傷口，將不斷在未來數十年裡反覆發炎，在好幾次論戰裡隱隱作痛。「《橋》副刊論戰」的這批文章，與作家們一起被白色恐怖長期冰封。因此，他們討論出來的所有成果，並沒能影響後世的作家。但是，他們的影響，卻以一種「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著：正是因為他們的文學成果沒有被繼承，所以這些問題一直無法好好處理，而在戒嚴時期的文壇裡揮之不去。

這當然是一種鄉土文學式的浪漫了。回到土地，就能解決溫飽與尊嚴的問題嗎？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從文明的起點來到今日，或許有很多事情已經回不去了。

透過林兵長的處境，〈獵女犯〉通篇都在自我拷問：是嗎？我們真的沒有責任嗎？就算這不是一場自願的戰爭，消極配合的人，真的可以說一切都與我無關嗎？

台灣作家一敗塗地，不是輸在創作，不是輸在理論，不是輸在任何一方面的文學表現。而是輸在政治，輸在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始終都無法突破的壁障：這座島嶼的命運，並不由我們自己做主……台灣新文學的使命與它的困境，始終是同一個關鍵字。

這可是本土作家鍾肇政，連續翻過了「語言」與「政治」兩座絕壁之後，才能奔流到我們面前的大河之水。作家自己消化了一切艱困之事，只為了把歷史記憶帶到我們面前，讓我們能夠輕鬆地進入。而我們呼應這份心意的方式也很簡單：只要翻開書頁，進入他為我們構築的世界就好了。

如前所述，「台灣話文論戰」嚴格說來沒有任何勝利者。支持者沒能全面推廣，反對者也未能阻止台語大舉滲入文學作品。然而，這場論戰確實催生了台灣新文學草創以來，第一個繁榮的世代。

回到「新舊文學論戰」當下，至少我們可以確定：新文學與舊文學對「文學」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雙方都指責對方不懂文學，但他們的指責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並不見得誰比較優勝，就像是游泳選手和棒球選手指責對方不懂運動，但本質上他們就不是在玩同一種運動。雖然表面上都叫做「文學」，各自的遊戲規則是天差地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