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聽起來是個滿正面的字眼。但其實，所有最新的「現代」事務進入社會時，首先帶來的都是排斥跟恐慌。就像現在如果有人談論「AI功能有多強大」時，我們往往會先焦慮「我的工作未來會不會被取代」。火車也是如此。

如果你已經認識了《異鄉人》、《鼠疫》的那位卡繆，不管你喜不喜歡那位卡繆，我都衷心建議，你應該再來認識一下《正義者》的卡繆，相信可以一洗「存在主義作家都在寫一些喃喃自語的沉悶故事」的印象。這裡的卡繆可一點都不沉悶，他的愛恨辯證、他的正義觀點，其驚心動魄處——我這樣說吧，你看過《進擊的巨人》嗎？它們的核心驚人地可以共鳴：而這部作品，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台灣文學數百年來的創作累積，以及數十年來的學術能量，已經足以支撐一國之文學教育的重任了。只是，如果我們不開始設法爭取、遊說，台灣文學就難以真正打入體制，使「國文」真的成為名副其實的「本國文學」。這應是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最終目標，在「國文科」能「以台灣文學為本位」之前，我們的路都還不算走完，還沒有懈怠停滯的理由。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期望能引動更進一步的研討，開始思考我們想要的未來。

楊双子沒有讓《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停在「真的不說了」。生命已經說了晚安，此夜仍然漫長，但不讓世界就這麼崩然睡去的小說家，猶然能夠以虛構延續對話、以虛構贖回時間。文學沒辦法逆轉生命，但是文學卻能成為寄寓生命的一種方式，永遠持守住「生命原點的正中央」。

魯迅一定也不希望他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切現象，在一百年後仍「歷久彌新」的；雖然他始終明白希望衹是希望，如果世界真還就是一個鐵屋，那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了吧。

「邊疆文學論戰」承接了「鄉土文學論戰」沒有講完的統獨議題，但它自身也沒有完結這個問題。在文壇論戰一輪過後，這個問題將在一九八三年擴大為「台灣意識論戰」——這時候，參戰者就不只是文壇內部了。而獨派作家陣營努力論證的「台灣意識」，也將成為重要的政治概念。整個一九八O年代，就在這種鬆動、躁動的氣氛裡，爭辯起過往不能言的話題。

生活在社群網路極為活躍的當代的我們，對於「筆戰」絕不陌生。你或許也曾一時因為什麼議題而激憤，在網路上與某個不知名的網友大打出手；或就算你天性溫柔，也一定多少旁觀過別人的鍵盤火花。在這樣的時代，來重溫台灣文學史上的「筆戰」，正是最「著時」（tio̍h-sî）的議題。

她示範「討厭大人之路」給你看，因為她在乎你曾是的那個孩子。

鍾肇政已經預示過的未來，我們終於聽到了。我輩寫作者花十幾年的時間，才摸索出來的路線，他其實早早就說過了。是我們自己在閱讀地圖上，對他那一代人豐厚的遺產視而不見的。理解來得如此之遲，我們的愚鈍歷歷可見，而這正是我們虧欠於鍾老那一代台灣作家的。

楊双子不可以純粹就寫一個「青山千鶴子」的虛構故事，然後作者欄只放上自己的名字嗎？當然可以。只是這樣的話，意義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