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最感驚艷的，是他在描寫人物時的精準節制，有許多篇章都寫到了欲言又止、目眶含淚卻又不落下來精彩境地。

全部都歪了，但又沒那麼歪。《盧麒之死》編織的是一組若即若離的歷史，既不確認歷史因果與事實真相，也不否認我們能擊破官方陳述的虛偽性。當準星穩定偏離目標三公分時，我們既不能說這幾槍擊中了靶心，卻也會承認開槍的人大概真是掌握了什麼吧——至於那「什麼」，我們只能透過關係性的偏離模式來約略得知，就像是命案現場用粉筆描出的人形一樣。

討論《罪人》這本書，幾乎找不到不爆雷的方式。因此，在此必須先敬告讀者：接下來的討論，是以您已經讀過《罪人》為前提。作為交換，我可以先透露我的結論：我認為這部推理小說是水準之上的作品，很值得您先去找來讀，再來衡量本文的判斷。

這樣的觀察，應多少能讓我們對「作家」這種身分除魅一些吧。天真的讀者會將作家敬若神明；而窺破了「文壇結黨營私真相」的讀者，會失望於作家原來是庸俗的人類。這兩種想法都不健康——因為作家確實也就是人類，既不特別神，也不特別俗，他們只是一群剛好比較精熟於文字技藝的人，聚在一起遊樂、吵架、工作、生活而已。就像每一個努力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一樣。

在評介楊双子的「歷史百合小說」時，以如此陽剛的伍佰來開場，似乎是有點奇怪的事情。但楊双子的小說確實讓我想起伍佰，這兩者都是「重新發明歷史傳統」，一種接上被截斷的歷史之芽的努力。只是楊双子要接回來的，是日治時期曾經有過的「少女小說」的傳統。

所謂《智子之心》的「媚日」內容，對台灣觀眾而言，只不過是很平實地呈現日治時期「看護婦」的史實，不解中國人何以如此失控。兩造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人對台灣歷史的不理解。

歸根究柢，部分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

相較之下，《山羊獰笑的剎那》的人文氣質並沒有《13.67》那麼重，光譜上屬於更輕盈、更娛樂性的一端。小說以大一新鮮人的開學日起，大多數情節都發生在這一篇的一棟大學宿舍裡，結構非常明確而集中。

若要成其風格，或許我們該期待小說家更大膽一點，要歪斜就歪斜到底吧。僅僅像現在這樣略微地歪斜，是很難形成真正顯著的風格的。好小說的途徑本就不只一種，只要有足夠強的震撼或新意，讀者是能夠接受以醜為美、以粗糲取代工整的現代主義邏輯的。如果風格真能成形，前述的結構問題或許也就不成問題了；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形式與內容兩端，顯然都還談不上誰掩護誰、何處亮點能夠逆轉何處缺點的問題吧。

因此，我更傾向將「透明」這種信念，理解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問卷」是小說家在自身經驗的有限性裡，突破限制的努力；小說則是小說家動員其所能動員的媒介，全力抗擊現實困境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寫實主義小說如《工廠人》的美學，可能不完全來自小說的「文本」本身，而更來自寫小說的這整個「行動」上。那樣樸拙的、天真的、熱切的心意，也是一種文學的風景。

如果說傳統的反烏托小說描述的是「蛋殼再密也有縫」，《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經碎成一碗蛋花湯了。故事中的每一項技術看起來都鋪天蓋地，一旦在中國社會實作就左支右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