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都歪了，但又沒那麼歪。《盧麒之死》編織的是一組若即若離的歷史，既不確認歷史因果與事實真相，也不否認我們能擊破官方陳述的虛偽性。當準星穩定偏離目標三公分時，我們既不能說這幾槍擊中了靶心，卻也會承認開槍的人大概真是掌握了什麼吧——至於那「什麼」，我們只能透過關係性的偏離模式來約略得知，就像是命案現場用粉筆描出的人形一樣。

這樣的午後不會有槍聲。天驄說得沒錯，時代不同了，他們是沒有聽過槍聲的一代，也最好不必聽過。

任公沒有什麼好對天驄辯解的。對一切茫然無知到可以繼續憤懣的程度，是他們能給年輕人最好的幸福。

討論《罪人》這本書，幾乎找不到不爆雷的方式。因此，在此必須先敬告讀者：接下來的討論，是以您已經讀過《罪人》為前提。作為交換，我可以先透露我的結論：我認為這部推理小說是水準之上的作品，很值得您先去找來讀，再來衡量本文的判斷。

這樣的觀察，應多少能讓我們對「作家」這種身分除魅一些吧。天真的讀者會將作家敬若神明；而窺破了「文壇結黨營私真相」的讀者，會失望於作家原來是庸俗的人類。這兩種想法都不健康——因為作家確實也就是人類，既不特別神，也不特別俗，他們只是一群剛好比較精熟於文字技藝的人，聚在一起遊樂、吵架、工作、生活而已。就像每一個努力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一樣。

如果你翻開課綱或教育部的各種文件，十之八九會覺得「素養」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它似乎包山包海，一下要求學生的「學習表現」，一下要求學生有「社會參與」的能力，一下又要求學生可以自學。最受這個模糊概念困擾的，大概就是老師們了。從這些政策文件的語調來看，我們似乎正面對一個革命性的年代，正在引進一套別說歐洲和美國了，連日韓中港都早就引進的東西。這套東西似乎否定了我們過往的教法——但它到底是什麼？

在評介楊双子的「歷史百合小說」時，以如此陽剛的伍佰來開場，似乎是有點奇怪的事情。但楊双子的小說確實讓我想起伍佰，這兩者都是「重新發明歷史傳統」，一種接上被截斷的歷史之芽的努力。只是楊双子要接回來的，是日治時期曾經有過的「少女小說」的傳統。

所謂《智子之心》的「媚日」內容，對台灣觀眾而言，只不過是很平實地呈現日治時期「看護婦」的史實，不解中國人何以如此失控。兩造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人對台灣歷史的不理解。

歸根究柢，部分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

相較之下，《山羊獰笑的剎那》的人文氣質並沒有《13.67》那麼重，光譜上屬於更輕盈、更娛樂性的一端。小說以大一新鮮人的開學日起，大多數情節都發生在這一篇的一棟大學宿舍裡，結構非常明確而集中。

我常常想起那一次，特別是在我每週準備直播內容時。當時我的技術還很生嫩，不知怎麼把那些留言儲存起來。但想想這樣也好，有些光影就是不必重複的，只要我記得、那天一起小小狂歡過的匿名網友們也記得，那就很夠了。陽光每天都會穿過枝葉，但篩在地上的形影，總有特別金光燦然的那一天。那是文學之神突然降靈在網路光纜的瞬間吧。

若要成其風格，或許我們該期待小說家更大膽一點，要歪斜就歪斜到底吧。僅僅像現在這樣略微地歪斜，是很難形成真正顯著的風格的。好小說的途徑本就不只一種，只要有足夠強的震撼或新意，讀者是能夠接受以醜為美、以粗糲取代工整的現代主義邏輯的。如果風格真能成形，前述的結構問題或許也就不成問題了；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形式與內容兩端，顯然都還談不上誰掩護誰、何處亮點能夠逆轉何處缺點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