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困死」是從蔣介石的觀點來看的。從民間的角度回顧過去，「八六海戰」的失利未嘗不是一次歷史的轉折點。蔣介石幻想中的五十個師登陸福建海灘的的作戰並未發動，從而也避免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命損失。而心心念念「反攻大陸」的外省族群，縱然不是完全樂意，但總是隨著時間安居落戶、漸漸融入台灣社會之中了。

出獄之後，他成了背負這些前輩的命運而活的人。他的文字、他的發言、他的行動，從此不只是為了抽象的「人民」、「群眾」，而更是為了那些湮滅在白色恐怖牢獄中的前輩裡。他們在牢裡油盡燈枯，但他們的精神將從此依附在壯年的陳映真身上，頑強而孤絕地，堅持那些漸漸已經不合時宜的左統理念。

他們當然不是恥辱，他們會一直被記住。在戰後漫長的時光裡，他們證明了台獨並不只是一群文弱書生的腦內空想而已，而是一種可以有血氣的執著。

他下一次出現眾人眼前，已經是1992年了。那一年，《自立晚報》刊出了〈二十一年生死兩茫茫——喜見刺蔣案黃文雄志士〉這篇文章，作者描述了自己在歐洲訪問時，驚喜地見到杳無聲息的黃文雄。

這位把黃文雄音訊帶回來的文章作者，叫做陳菊。

高三那年的國際書展，我站在「前衛出版社」的攤位前面，發了很久的呆。我試著走去別的攤位，但不知怎麼的，總是會被莫名的人流沖回來。吸引我的，是一套精裝硬殼的《台灣作家全集》。

如果三四十歲有三四十歲的精悍、五六十歲有五六十歲的厚實，那沒道理二十歲不能有二十歲的風采。只是技藝熟成通常需要時間，二十歲的迷人之處，往往沒有足夠精確的筆力去描，時間一過了就多少帶有後見之明的昏黃。而《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的時光正好，筆力亦足以直擊青春的核心，「稚氣」反而成就其鮮活。

或許有點跳tone，不過閱讀邱常婷《新神》的時候，我的感覺就像是在看一名精銳的電競選手，有條不紊地開啟多線戰場。她擅於快速拋出多條敘事的線頭，瞬間奪去讀者心神，並且在適當時機引爆，讓我們知道：原來這些線頭，條條都連著某顆人心的地雷。

今後，不會再有「台灣哪裡文學？」這樣的問句了。這本書就是一個肯定句：文學裡面是有台灣的。

兩相對照之下，我們可以看到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謹慎，或說是尷尬——在論述上，他們自有其「有所不為」的文化堅持；然而在創作上，又必須遷就市場對「妖怪」的辨識度。他們不能違逆這種熱情，又不能完全同意這種熱情。

不過，這「暫時」當然只能成為「永久」了。這些應當是對作者說的話，現在通通只能是幹話。跟台灣頗有淵源的胡遷，不知有沒有聽過「幹話」這個詞呢？這詞有點粗俗、有點平庸、也幾乎被消費到掏空了能量，各種意義上都是一個莫可奈何的詞：我猜他也許會喜歡這個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