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寬闊的「歷史感」應該是：你知道所有事情都有來歷，都繼承了過去，或者改變了過去，才變成了現在的樣子。於是，你會知道一切看似尋常的「現在」，實際上都不平凡。你也會知道所有「現在」，也都將影響未來。

真正要先「認真作答」的，是站在講台上的成人，而不是孩子。問題是，我們願意承認那裡有一個需要「認真作答」的問題嗎？

「還想怎麼樣？」其實是一個「對了一半」的問題，不管國民黨是真心想要為自己過去的罪行負責，還是想要終止「被提款」的困境，在台灣社會有個重新開始的清白之身，確實都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事實上，與其質問受害者及其家屬「還想怎麼樣」，他們更應該問問自己「還沒做什麼」。

當時帶著我們辦營隊的，主要是許榮哲、李儀婷兩位導師。在這幾年間，我從他們身上學會很多事。其中，關於「文藝營」的本質為何，更是徹頭徹尾改變我原來的想像。

楊双子沒有讓《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停在「真的不說了」。生命已經說了晚安，此夜仍然漫長，但不讓世界就這麼崩然睡去的小說家，猶然能夠以虛構延續對話、以虛構贖回時間。文學沒辦法逆轉生命，但是文學卻能成為寄寓生命的一種方式，永遠持守住「生命原點的正中央」。

以一種「情意」為測驗標準，不管那種情意是什麼，本質上是一樣荒謬的，都屬於一種思想審查。雖然教育確實會希望涵化學生的精神，但卻不宜以分數論定學生的精神世界。因此，我認為國寫的「情意題」應該要再一次大幅度調整，將出題方向改為「檢測學生是否掌握某些文學手法」。

從1985年文建會的「不幫忙、要剪綵」，到2021年的政府單位一齊喊聲願意典藏，台灣文學在這三十多年間的地位，確實是有一些改變的吧。然而也期盼這並不只是一次熱鬧的個案事件，而能以更全面的視野，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真正打造台灣文學文物典藏的新時代。

魯迅一定也不希望他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切現象，在一百年後仍「歷久彌新」的；雖然他始終明白希望衹是希望，如果世界真還就是一個鐵屋，那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了吧。

「邊疆文學論戰」承接了「鄉土文學論戰」沒有講完的統獨議題，但它自身也沒有完結這個問題。在文壇論戰一輪過後，這個問題將在一九八三年擴大為「台灣意識論戰」——這時候，參戰者就不只是文壇內部了。而獨派作家陣營努力論證的「台灣意識」，也將成為重要的政治概念。整個一九八O年代，就在這種鬆動、躁動的氣氛裡，爭辯起過往不能言的話題。

生活在社群網路極為活躍的當代的我們，對於「筆戰」絕不陌生。你或許也曾一時因為什麼議題而激憤，在網路上與某個不知名的網友大打出手；或就算你天性溫柔，也一定多少旁觀過別人的鍵盤火花。在這樣的時代，來重溫台灣文學史上的「筆戰」，正是最「著時」（tio̍h-sî）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