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更傾向將「透明」這種信念，理解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問卷」是小說家在自身經驗的有限性裡，突破限制的努力；小說則是小說家動員其所能動員的媒介，全力抗擊現實困境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寫實主義小說如《工廠人》的美學，可能不完全來自小說的「文本」本身，而更來自寫小說的這整個「行動」上。那樣樸拙的、天真的、熱切的心意，也是一種文學的風景。

無論如何，正確的大方向是明確啟動了。台灣在1945年後，最進步的一波國文科改革和文學教育現代化運動，如今已能看到浪潮的前鋒了。

如果說傳統的反烏托小說描述的是「蛋殼再密也有縫」，《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經碎成一碗蛋花湯了。故事中的每一項技術看起來都鋪天蓋地，一旦在中國社會實作就左支右絀。

然而為何要反覆為特定「經典」進行心肺復甦，而不是讓它安心上路？哪些經典值得人工呼吸，誰來決定的，此中的政治過程又是什麼？這在泛中文系的抒情傳統裡當然更難有普遍的批判和反思，少數清醒的年輕學者也難以扭轉結構。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兩個時間點來理解此事的意義：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的論敵陳映真逝世；兩人在一年之內離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文學人逐漸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了「促轉條例」，讓後續的「轉型正義」行動有了張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歷史的釐清與追究卻正要開始。

有的人，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寫小說。
比如李奕樵。

事實上，用「經典」當作把某篇文章選入課本的理由，是遠遠不夠的。全世界的文學史何其漫長又何其廣闊，別說75課的高中國文，就算給你750課的篇幅都選不完。光是中國文學——或者任何一個卓然有成的文學體系——本身，就不可能用區區幾十課的「必選篇章」去概括。所以，選擇早就發生了，過往被認定為非選不可的篇章，其實也不過就是某次課綱制定的審定結果而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神聖性。

我不喜歡那些拿「無以名狀」當擋箭牌的散文，那些以自己無能或不願將話說清楚的為傲的散文。我偏狹地覺得：以有形追無形，以物質性的文字固定精神性的概念，這是文學創作者的工作，無以名狀的仿效者們只是拿它當做怠惰的藉口。

盛浩偉的《名為我之物》就完全是一本「可以名狀」之書。

總之，此刻回看在2016年確定停刊的《短篇小說》，竟爾像是台灣文學小說發表板塊的一處最後的堡壘了。當初創刊之時，大家也是對它刺激創作、活絡台灣小說環境寄予厚望的。但堡壘終究不敵沙漠化的風暴，風化在強大的逆風當中了。這畢竟不是一次漂亮的企劃就可以逆轉的局面。

於是，文學獎就成為一種「骯髒的榮耀」。所有的寫作者都知道，從亂軍之中殺出血路得獎，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大部份的人也期待能夠爭取到這樣的榮譽；但同時，一名寫作者卻又必須適度撇清，顯示自己和文學獎保持距離，並沒有墜入文學獎所提供的世俗名利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