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兩個時間點來理解此事的意義：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的論敵陳映真逝世；兩人在一年之內離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文學人逐漸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了「促轉條例」，讓後續的「轉型正義」行動有了張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歷史的釐清與追究卻正要開始。

有的人，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寫小說。
比如李奕樵。

事實上，用「經典」當作把某篇文章選入課本的理由，是遠遠不夠的。全世界的文學史何其漫長又何其廣闊，別說75課的高中國文，就算給你750課的篇幅都選不完。光是中國文學——或者任何一個卓然有成的文學體系——本身，就不可能用區區幾十課的「必選篇章」去概括。所以，選擇早就發生了，過往被認定為非選不可的篇章，其實也不過就是某次課綱制定的審定結果而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神聖性。

我不喜歡那些拿「無以名狀」當擋箭牌的散文，那些以自己無能或不願將話說清楚的為傲的散文。我偏狹地覺得：以有形追無形，以物質性的文字固定精神性的概念，這是文學創作者的工作，無以名狀的仿效者們只是拿它當做怠惰的藉口。

盛浩偉的《名為我之物》就完全是一本「可以名狀」之書。

總之，此刻回看在2016年確定停刊的《短篇小說》，竟爾像是台灣文學小說發表板塊的一處最後的堡壘了。當初創刊之時，大家也是對它刺激創作、活絡台灣小說環境寄予厚望的。但堡壘終究不敵沙漠化的風暴，風化在強大的逆風當中了。這畢竟不是一次漂亮的企劃就可以逆轉的局面。

於是，文學獎就成為一種「骯髒的榮耀」。所有的寫作者都知道，從亂軍之中殺出血路得獎，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大部份的人也期待能夠爭取到這樣的榮譽；但同時，一名寫作者卻又必須適度撇清，顯示自己和文學獎保持距離，並沒有墜入文學獎所提供的世俗名利當中。

沒有什麼比讀者信任更珍貴的了。台灣文學並不是沒有好作家、好編輯，也並不是沒有市場（兩千萬的人口，放在全世界來比並不算少），但缺的正是信任。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在讀者買下來、開始閱讀以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買到了什麼——，文學的產業是徹頭徹尾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在夢想燎原大火之前，至少得先學會護住每一株初燃的火苗啊。

（作者記：我在網路上發表〈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一文後，趙剛寫文章「回應」了我的說法，並語多輕薄。因此我也在臉書以長文回應，此即當時的回應長文。）

媒介轉換之後，行為模式也會跟著轉換。直播只是一個例子，提醒我自己：思考文學未來的可能性時，不能單純的只是將不同的媒介，視為不同的「排字平台」。文字仍然有它歷久彌新的力道，但人們使用它的方式，卻未必只能如過去想像的那樣。

但《剪翼史》的出版，距離1976年震驚文壇的《家變》已四十年了。令人尷尬的是，經過漫長時光的洗刷，現今的社會與文學脈絡已與當年全然不同。如今讀來，《家變》仍然詰屈聱牙，但那種文字營為不會有什麼震懾效果了——在網路時代，古怪的文字我們都見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