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在《國語日報》寫下〈你可以為任何人心動〉這篇文章的。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會有幾個孩子看到，但就算這些讀者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因而不再被自己的性別給困擾，這一切就是值得的。一篇文章當然也遠遠不夠的，在性別平權議題正式進入教材之前，這樣子對性別研究學術界來說陳腔濫調的文章，還要越多越好，最好多到每一個角落的孩子都看到煩的地步。

另外一個節奏上令人驚艷的地方，是賴香吟不只能寫好緩慢，節奏該快的時候，也是能迅如奔雷，一箭紅心。而這樣的瞬間加速，往往都發生在靠近結局之處，留下一道漂亮的煞車痕。

徐浩峰的電影《師父》，改編自他所著的短篇小說集《刀背藏身》當中的短篇〈師父〉。兩部作品，從小說原著、電影編劇到電影導演都是同一人，這是一個很稀有的情況，對有志於思索改編，思考文字和影像兩種創作媒材不同特質來說，此二「控制變因」了的文本，想必能帶來很多啟發。

於是這就帶出了本文的主要疑問：如果說在1995年，台灣的後設小說已如黃清順所分析那樣漸漸沒落，為什麼在「在台馬華文學」視野下編選的「馬華當代小說選」，反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迎來了「後設傾向」小說創作質量上的高峰？這樣的發展和台灣文學圈的發展有何關聯？又有何自身的特殊因素？

在我念台文所最後一年，開始埋首寫論文的某一天，我爸爸開車接送我。在駕駛座上，他用一種深思熟慮之後還是忍不住的語氣問我：「所以你們唸文學的，寫那些論文和評論，是為了什麼呢？」

抄襲之後會怎樣？這並不是一件可以心存僥倖的事情。你所做的一切，終究會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尤其是在網路時代，這時代沒什麼別的特色，就是記憶力特別持久，而你的創作生涯可沒有什麼S/L的機會。

筆者認為，「清淡」這個形容詞應是來自「三個減法」：情節上減低戲劇性、敘事上減低形式感、文字上減去不必要的修飾。依此定義，其中一條線索也許可以拉到日治時期張文環的自然主義，然後沿著戰後的鄭清文以下，乃至於1990年代的袁哲生。

除了外型和特徵，「作家」通常也被賦予某些特質，好像唯有那樣的人類才能學會如何組織文字。比如他一定是孤高、不合群的（而不是交遊廣闊的）；他一定帶有某種憂鬱氣質（而不是開朗樂觀）；一個好作家充滿靈思，彷彿一道神祕主義的湧泉（而不是「訓練有素」的）；作家不慕榮利（而不是尋常職業）；作家寫文章時總是一出手就渾然天成，才氣橫溢（而不是費心經營、反覆打磨技術）。除了外型和特徵，「作家」通常也被賦予某些特質，好

有時候「放棄」反而是溫厚的耐心，錯誤的執著反而殘酷。就讓教育努力解決教育能解決的，然後讓社會來面對接下來的事情吧。

到了那一天，我們才能說自己已經盡了人事。雖有缺憾，但終於對得起「教育」這兩個字了。

《向光植物》總是再三重複「受傷>療癒」的情節，並且透過敘事者的陳述和實踐，不斷重提「所有的傷口終會痊癒」的說法，不見得是全然寫實的。那是小說家一再合十祝禱的手勢，「你要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