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體貼地指出：這些「落差」不應該成為一種指令，要求台灣的小說家必須往這個方向靠攏，這些問題只是他們長久閱讀台灣小說感受到的疑惑。但對我來說，我認為這些「讀者反應」是很珍貴的，無論小說家是否願意接受這些「國際標準」，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壞事。

畢竟作者宏大的寫作計畫和特殊的視角，絕對有機會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如果作者不僅以「紀錄」為滿足，而希望真的抵達「創作」之境的話。

在我這一輩人，看到的文壇風景已不是「副刊的黃金時代不再」了。美好時代不再，那是大環境使然，但至少還可以做些正常的事，守護某些價值，文學本來就不害怕寂寞。但連這樣一小方地方都守不住，那副刊所能持守的文學意義，我不知道還能下探到什麼地步。
他們當然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但我們有必要讓副刊的文學傳統都賠進去嗎？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而吳明益的用心之處，在於這趟「尋找單車之旅」中，敘事者所遭遇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織進了緬北森林的那場戰爭中。由於尋找單車，所以引出銀輪部隊；由於銀輪部隊，引出了參戰過的外省老兵和被徵召的原住民軍伕。讀者閱讀過程中會發現原本互不相干的故事線，漸漸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聯繫起來。

於是，在台灣就有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嚴重對立，前者認為，後者的作品缺乏深度，而它們的暢銷會降低讀者的閱讀水平，更進一步造成純文學市場的崩壞。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你會發現，楊逵建立了一組泛用性很高的框架，只要把「日本」抽換成「中國 / 國民黨」，一切都會非常順暢。這組框架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展現了多麽精妙的文學深度，而是它竟然能夠騙過層層意識形態審查，在黨國出版物的核心爆破黨國。

你們哪來的資格指責學生虛構阿公阿嬤之死？這批阿公阿嬤大軍，本來就是你們碾碎了學生們十幾年的青春煉成的啊。

然而，魯迅的這份絕望，這份「非戰鬥精神」，是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體系仍無法理解的一個區塊。在他們的心目中，政治只有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兩種；反對政府只有叛亂者和改革者兩種。但是更複雜、更基本的「人」的掙扎和執著，是沒辦法找到地方安置的。如何去理解一個既絕望又勇猛的鬥士？或者反過來，如何去理解一個既懦弱又強韌的普通人？

我不會篤定地說，信裡面的那個鍾理和才是真的。《笠山農場》的優美是真的，〈我的書齋〉的抖音是真的，1958年那封信中的絕望也是真的。全部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所有的作家，必先是一個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