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想像一下，這故事裡面的十多位家長，如果走進書店裡，不小心拿起了《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當他們讀到這些善良寬厚的體諒的時候，究竟是會從此知錯，變得同樣善良寬厚，還是繼續強化他們的信念呢？

會不會反而就是：「是啊，我是有苦衷的，孩子，你要忍下去。」

這或者會是作者和讀者要一起面對的考驗吧。

你究竟可以多善良？

如果我們希望學生寫出好的「作文」，那就是要求他們去學習一套根本不曾系統化、也不曾具體現身的文體。那是沒有本體的影子，沒有光線的鏡像。

那麼，《好球帶》所寫出來的棒球主題／問題是什麼？我認為可以簡單歸結為一種「與傷共存」的概念。這裡的「傷」，泛指任何限於結構、限於個人才份而無法解決的負面狀態，作者對之反覆描寫，所呈現的是一種充滿無力感的氛圍。

只能盡舌的能力，現下的只有慰安，希望只能寄放在未來。這時候我才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底貫通了，我以前從來沒有讀懂過。原來這就是他們的噗浪、他們的BBS，在那沒有智慧型手機和g0v的年代。原來這一切早就發生過。那些久遠的字一直試著告訴我們、而我們要走過這一遭才讀出來的⋯⋯那所有書寫的舌的背面。

郭松棻的〈月印〉和陳映真的〈山路〉這兩篇小說有許多可比之處，不僅僅在兩位女主角姓名上的相似而已。它們發表時間相近，都在一九八O年代；它們同樣描述了左翼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掃蕩挫敗的故事；它們都環繞著「倖存的少女」展開故事⋯⋯

是的，書，書是違禁品，而且是在學校這樣的地方。除非你把書先拿給老師，老師覺得沒問題，在書頁上簽名了，才算安全。

而對於一個擁有多年大學教職的作家，所寫的這本《創作課》，筆者更難置信的是在基本的思辨、研究方法上的粗糙。

他把背包卸下，微微掛念著裡面簇新的書，和那疊薄薄的稿子；一面卻知道那些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他在心底跟隨著小女生，發出了「ㄅㄛ、ㄆㄛ、ㄇㄛ、ㄈㄛ。」的音。他感到一種久違的諧順，那是和當年他的父親教他的，一模一樣的發音，他曾經好好記住但又逼迫自己全部忘記了的語言，一種舒適的錯誤。

如果我們希望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夠經典化，更應該相信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力量，不應為了使之「更偉大」而勉強用薄弱的證據連結宏大的詮釋；這樣的誤讀，應該不是表達對一位作家的尊敬最好的方式，容易將作品本身工具化、從屬化，也會在方法上抹平了這位作家真正的特殊之處。

有趣的是，雖然《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立場如此，但正是在這種列舉其他、淡化二二八的寫法當中，我們發現作者其實也沒有那麼「後現代」，小說的整體意圖還是環繞著（去）二二八為中心開展，只是此中心是凹陷的，彷如「陰刻」，小說的意義也必須在大眾對本土歷史傷痛予以注意的前提寫才能完足——沒有這種結構，它就無構可解了。作家不肯說他在意什麼，但我們至少很清楚看到他希望表現出他不在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