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過長期文學獎規訓、以及內化了各種台灣文學場域規範的我輩文青，大概都得練出一身「藏」的好本事。文章忌直白、意念忌淺近，已是台灣純文學寫作者和讀者之間樂此不疲的語言遊戲，或至少也是默契。

在「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前提下，國文和國語攜手合作，形成了新的文化階序和分工模式。一種新的論述產生了，這正是我們在近年「文言、白話之爭」常聽到的論述：「文言文是語文能力的基礎，好的文言文訓練能夠增進白話文寫作的能力。」此一「階序」或說「分工」的概念，在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國語運動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因此，為了「實務」而去排擠「學術」的授課時數，甚至改變系所方向，完全是捨本逐末之事，那是不了解自身的學術訓練有什麼「市場價值」（如果這件事真的重要的話）。而妄想在系所當中多開幾學分傳播、媒體、行銷管理管理的課，就可以讓學生擁有那方面的技術，投入相關就業市場，那也是太小瞧了這些科系的專業。為了一套與現實脫軌的職業想像去塑造一個既看不起自己的專業，也看不起別人的專業的「知識」體系，實在不知該從何說起。

我們到底該如何分辨「抄襲」跟「致敬」？

首先，這兩個概念的共通點就是：某一篇後出的文章，和某一篇已發表的文章有著很相似的外型。因此，光是從「長得很像」這個特徵，是無法分辨兩者之間的差別的，這也是別有用心的抄襲者之所以能打爛仗的原因。抄襲和致敬最大的差別，其實在於「把原創的貢獻歸屬給誰」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

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體貼地指出：這些「落差」不應該成為一種指令，要求台灣的小說家必須往這個方向靠攏，這些問題只是他們長久閱讀台灣小說感受到的疑惑。但對我來說，我認為這些「讀者反應」是很珍貴的，無論小說家是否願意接受這些「國際標準」，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壞事。

畢竟作者宏大的寫作計畫和特殊的視角，絕對有機會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如果作者不僅以「紀錄」為滿足，而希望真的抵達「創作」之境的話。

在我這一輩人，看到的文壇風景已不是「副刊的黃金時代不再」了。美好時代不再，那是大環境使然，但至少還可以做些正常的事，守護某些價值，文學本來就不害怕寂寞。但連這樣一小方地方都守不住，那副刊所能持守的文學意義，我不知道還能下探到什麼地步。
他們當然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但我們有必要讓副刊的文學傳統都賠進去嗎？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而吳明益的用心之處，在於這趟「尋找單車之旅」中，敘事者所遭遇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織進了緬北森林的那場戰爭中。由於尋找單車，所以引出銀輪部隊；由於銀輪部隊，引出了參戰過的外省老兵和被徵召的原住民軍伕。讀者閱讀過程中會發現原本互不相干的故事線，漸漸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聯繫起來。

於是，在台灣就有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嚴重對立，前者認為，後者的作品缺乏深度，而它們的暢銷會降低讀者的閱讀水平，更進一步造成純文學市場的崩壞。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