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喊停了嗎？說來弔詭，在2011年，我和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被視為小說寫作者「七年級」建構的主要節點以來，我一直想問：可以喊停了嗎？我還真怕我們留給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是一個還需要集結為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該不會還要湊一組十二年國教吧。我多希望所有壓力及於我們為止，文學圈內排資論輩、向下歧視的風氣能夠終結。

如果你和另外一人爭論文學上的問題，發現對方好像比較厲害、說的東西比你好，你又不想認輸的時候，要怎麼辦呢？很簡單，請把下面這句話背起來：

「文學是很主觀的。」

而再更後退一步說，小說結尾的跨國族底層結盟方案（妖怪加神明、底層日本人加台灣人），雖然在史實上確實有所本（比如臺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就對台灣文人有非常多的照顧），但我覺得將之視為小說家的政治提案，引伸至當代，也是很有啟發的。

如果你也在場，看到他們的眼神倏然亮起、又倏然跌入專注的沈思當中，你完全不會懷疑我們的文學是有希望的。你也不會再小看高中生的感性和理性。這幾年來，我試過很多次了，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那是會讓學生學上癮的國文課，也是會讓老師教上癮的國文課。你需要的不是華麗的「翻轉」或繁複的課堂設計，而只是用正確的教法、帶著學生進入正確的教材裡面，如此而已。

作為不在馬的馬華文學作家，又與中國、台灣的文學傳統保持某種犄角相抵的態勢，那是一個寂寞的位置。魚可以在文學史的大河裡面任意游動，但牠不是船，並不必然有港口可靠的。

「詩壇祭酒余光中」，這個組合在國文課本和考卷中是正確答案，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調查五十歲以下的詩人、或有在寫詩、讀詩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認同這個稱號，可能會得到非常尷尬的結果。課本故意不告訴你的八卦是，余光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祭酒」，至少在最近三十年來早就不是了。

為什麼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會這麼困難？原因在於，文學的文本不是只想要傳達一套明確的資訊而已，它是一套刻意模糊、迂迴、複雜的語言系統。

這其實回到散文這個文體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散文在形式和內容上，就像是作家在和讀者「聊天」，談一些生命、感悟或生活的話，那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讀者要聽你說話？

也因為這個脈絡，所以「國語」對二十世紀中葉的台灣人來說，基本上跟外文沒什麼兩樣。因此整個國語文教學的制度設計，看起來就很像是在教外國人講話，而「國語文競賽」這樣詭異的比賽也就從1946年一直延續到現在。你稍微想一下國語文競賽的內容，就會發現，大概很少有哪個國家會把這些東西當作比賽項目去訓練本國人民吧？

當我們面對一件作品，覺得「它實在很讚」或「它實在很爛」的時候，很可能只是出於自己主觀的直覺。這種念頭無需論證，對自己的感覺誠實就好。但是，如果你開始和其他讀者討論，發現你覺得讚他覺得爛，該怎麼辦呢？我們怎麼知道誰的評價比較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