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否應與政治緊密結合，其實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關乎時代風氣和作家的個人選擇。過去一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世代的文學對這個議題都有不同的態度，兩者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變動。

那是帶在血裡面的罪。這樣的精神刻痕，閃現在小說當中的，就是小說角色時常出現的「無理由的罪咎」。你有罪，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是因為你生而為你；或者說，錯誤早在你不經意的時候就種下了⋯⋯

家族的暗面，襯在事物底下的影子，或許將是使我們的小說閱讀，重新立體起來的關鍵。

那終究是無可描述，無可救贖的吧——賀殷殷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略知法語的朋友沒有錯譯的話，應該是：「我丟下你們了。」

台灣人太需要這些勝利了，太需要這些人代替自己，狠狠贏一場不可能的仗。因為我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一點都沒有變好，明天開始，艱苦的依然會艱苦，邪惡的依然會邪惡，等著我們的未必是美好未來。

但如果他們可以逆轉勝，那我們就有了拼搏下去的理由。

如果你清楚知道你正在做正確的事，請堅持下去，就算你會輸掉眼前。故事之神終會把你所有經歷的時光，通通還給你的。

於是，如果真的硬要說有什麼「建中精神」的話，它真正的內涵應該是「焦慮我們弄丟了建中精神」。某種程度上，這其實是不太健康的精神壓力，比較像是社會給予建中學生的虛浮想像，被建中生自己內化了。而就在這種壓力下，確實也有不少學生，因而努力地在自己的高中歲月中，去追求成績以外的成就。它存在的方式，就是寄附在人們不明究理的幻想裡，從而延展出一堆沒有本體的複製體。不存在才是它的本體。

比賽繼續進行。現在一壘上的是逆轉分，那個左投左打、全班最瘦小的女孩。

唯有這樣的我們，才能把「武俠」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把「小說」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因為我們，是一個從小什麼動畫都看，什麼夢想都敢做，什麼詭異的解決方案都敢去闖的世代。

我們能把「世界」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三十三年夢》的寫法，會令人直覺地想到《擊壤歌》（而非同題的《古都》）。那樣輒起輒止，不著意佈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輕靈，使讀者喜愛的是人格特質而非技術。但心眼已無少時柔軟，怨念更勝當年的作家，恐怕已難在這方面討得了好。